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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此次以皇宫修缮案为表现形式的权力斗争，就已经在事实层面进入垃圾时间。
沈一贯期待的心学派大团结倒是的确实现了，但他以为靖难系勋贵能够看在双方“合作”多年的份上，坚定的与心学派保持一致，形成两派联手对抗实学派围剿的大好局面，这一条却是彻彻底底地惨遭失败。
勋贵与流官，二者的权力来源虽然都是皇帝，但获取方式却是完全不同。这些世袭的勋贵，获取权力看的是祖宗功业、个身行几。比如徐弘基他家祖宗是徐达，他又是自己父亲的嫡长子，那他生来就是准备袭封魏国公的，只要自己不作死，这魏国公跑不了他的。
流官就不同了，你祖宗本事再大、功劳再多，只要你自己考不上进士，一切还是白搭——除非你愿意恩荫那几个混日子的闲官。
恩荫官怎么说呢，也有混得不错的，离中枢不算远。比如高务实的亲弟弟、高拱嗣子高务观，他荫官正六品尚宝司司丞，这就是文臣荫官的最高标准，但这辈子不用想升官。
本来尚宝司丞往上还有尚宝司少卿、尚宝司卿，但这两个职务属于尚宝司的“堂上官”，是不能用荫官任之的，只能用进士任之。所以，即便高务观干得再好，或者他亲哥高务实权力再大，高务观都不能升官了，尚宝司丞或者平级的各部衙属官就是他的顶点。
当然，如果他辞官去南疆，那情况自不相同，但这就不必细论了。
总之，世袭勋贵乃是“天生贵胄”，只要不闹到让皇帝觉得不处理你就要天下大乱，那你的日子就坏不了，往上虽然有五军都督府某都督这个天花板，但你下限高啊！因此，勋贵们只要脑子没进水，通常是不可能和皇帝顶牛的。
相反，他们倒敢和皇帝之外的任何个人顶牛。比如历史上万历中后期袭封的第七代英国公张维贤，就敢完全无视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，魏忠贤听下面人报告说英国公当众折了他的面子，他嗫嚅半晌，最后也只能说算了算了——人家只要不造反，你权力再大也只能干瞪眼，这就是祖宗之力。
不过，勋贵虽然自带闪避BUFF，却也不敢对抗文官集团，比如高务实当年还在兵部戎政侍郎位置上的时候，勋贵们就对他非常客气了。这并不是因为戎政侍郎管京营所以高务实就牛逼，而是因为高务实当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实学派党魁。
勋贵不怕高务实个人，但怕实学派这个文官内部的大集团上来打群架——若是一天几十道奏疏弹劾，任你哪个勋贵也吃不住，就算爵位不一定会丢，但肯定要被皇帝叫去痛斥，这就很难说下场如何了，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对高务实客气点总没错。
说回文官，文官不太怕勋贵，反而容易被特别受皇帝宠信的大宦官限制。这里其实是个三角关系：皇帝既需要武臣勋贵充当震慑天下的那把刀，又需要文官来限制武臣勋贵的实力以免反过来威胁到皇权，那就需要创造另一派力量来限制文官，于是推出宦官来做白手套专门打击文官。
由于宦官的“天然使命”就只是打击文官，所以皇帝不会容忍他们对勋贵瞎出手，于是勋贵又可以反过来只把宦官当奴婢看……这个循环一搞成，皇帝本人就摘出去了，可以随时平衡这三者之间的力量对比，让自己永远处于最超然的地位，成为最终裁决者。
你们仨去玩蛇咬尾的游戏好了，谁想占得上风都要来求朕。这就是这套权力游戏的根本逻辑，也就是英国公可以不鸟魏忠贤，但靖难系勋贵却要巴巴地讨好高务实的原因所在。
当然，打破这个逻辑的牛人也有。比如崇祯一上台不只是干挺了魏忠贤，他是直接把宦官这个权力派系都干挺了，于是只能自己冲杀到第一线。他杀的文臣之多简直直追朱元璋，可惜没什么鸟用，除了让文官们逐渐开始身在曹营心在汉，一旦局势不利就转投李自成甚至鞑清之外，崇祯圣君什么好也没讨到。
所以说，嘉靖虽然毛病很多，但有一点他认识得很对：你问他什么是道？“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云在青天水在瓶”。就是说你在什么位置就做什么事，也就是《周易·艮》中所说的“思不出其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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